什么是“创伤（trauma）”呢？按照一般心理学的认定，创伤的形成是一种心理病理现象，似乎是一件无须过多解释的事，不过我相信我们应可更深入地探讨创伤的意义。Bettelheim（1979）就指出，创伤的概念强调个人在生活周期里所建立的目标与理想的彻底崩解，同时在这般状态下伴随着个人认同持续的毁灭性冲击，并影响其家庭与社会关系。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般常以“后创伤压力症候群”（简称为PTSD）来描述人受到灾难或重大打击后的身心反应现象。PTSD是介于“心智”(psyche)与“身体”(soma)的复杂现象，80年代创伤事件主要指称战争或集中营，但创伤事件是复杂广泛的，举凡战争、人为暴力攻击、监禁或天然灾害都在其中之列。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简称DSM-Ⅲ）（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1980）将这样的违常现象界定为个体“经历到一种心理意义的事件，但这通常是超乎人类日常经验范围的事件。”但是90年代中，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认为创伤往往不只是个人事件，也是人际与社会解离失序及重建关系的现象。Kleber(1995)指出，创伤是超越个人层次的，创伤同时是在社会与文化脉络里展现其意义，因此藉由公共的形式构筑共同体意识，并建构集体记忆是探究创伤意涵的重要环节。
在上面的回顾中，无论是将创伤放在个人层面亦或是社会层面，一般都假设了创伤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可以疗愈的。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如Summerfield(1997)以战争的人为灾害为例，认为“创伤”一词只是西方文化下的普遍概念对非西方国家人民心灵的殖民状态，所以他指出“后创伤压力症候群”是一种隐喻而非具意义性的实体(more metaphor than meaningful entity)，故Summerfield认为战争所带来的问题是社会建构 (social fabric)的崩解与贫穷化的再现所致，根本不是什么心理谘商可以解决的。
基本上，我不打算处理何谓创伤；但是从国外创伤研究的简单历史回顾中，发现到一个简单的思维脉络：创伤的灾难意义对于个人而言是一种“断裂”——不论是“社会联系的断裂”抑或是“个人生命记忆程的断裂”，而恢复则代表一种“重构”或“连结”。因此，我将以此脉络作进路来探讨另一种心灵治疗对于“创伤恢复”的可行性，那就是“艺术治疗”。事实上，这想法是我在阅读了Judith Lewis Herman的《创伤与恢复（Trauma and Recovery）》（1992）与Dr.Shaun McNiff的《艺术治疗（Art as Medicine）》（1992）后所激荡出来的[1]，因此可谓是两本书的自行对话。在此要强调的是，连我也不知道本文将会如何发展，因此不完备之处必定是处处可见，盼请各位批评指正。
二、创伤与记忆
Judith LewisHerman在《创伤与恢复》（1995）一书中提到：“一般人对于暴行的正常反应，是将它们从意识中驱离。”她同时接着说：“产生自我洞察的重要时刻，就是当潜抑的想法、感情和记忆浮现到意识层面的时候。”（杨大和译，1995，页9）或许有的人会说那是“失落的记忆”。但是事实上，我们或许能自我转变以适应一般性的刺激；但是创伤是我们无法转换的，我们会将之整个压入潜意识之中，或在其外包裹上与连续性记忆格格不入的包装——是独立于现在与过去自我的经验之外，以致于产生“断裂”。王敬弘神父（1980，页9）便指出“心灵创是借着记忆的方式存留在一个人之内，因此人用什么方法和态度来处理这些心灵受伤的记忆，也就决定了这些心灵创伤对他产生的影响”。Lindy(1996)以心理分析的治疗观点认为，创伤治疗的艺术在于使个体明了何时开始寻找生活历经创伤后遗失的片断，进而能对创伤记忆拼凑完整且可以理解的图像，促使幸存者可以涵纳与了解失落的意义。
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承认，创伤的结果不会被时间冲淡，它也许会愈合结痂，但是永不会消失。在创伤事件过了许久之后，受创者仍会重温该事件，就算再如何遗忘，这些记忆仍旧会以不同的型态提醒受创者：如恶梦、不自觉的小动作等等。当然，创伤之称为“记忆”与一般的记忆是有不同的，首先，它不像一般记忆是“线性流动”的，而是“固着冻结”的；受创者无法正确回忆或叙述完整情节，但却能极度敏感地注意片段的感觉与照片式的影像。Herman认为创伤记忆是由于生理组织的变化而产生的[2]，受创者不只在思想与梦境中重温创伤时刻，也会在行动中重现——无论是有意的或是无意的。但是麻烦的是受创者常会以伪装的方式或只能片段叙述的方式重演创伤情境的某种层面，甚至浑然不知自己在作什么。做为心理治疗师，Herman认为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补缀其（创伤幸存者）经验片段、重建故事全貌、依据过去事件来寻找现有症状的意义”。（1995，页9～10）
无疑的，在疗愈创伤的过程中，“承认”并“分享”是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的，但是却也是非常困难的。就如同我之前所提到，创伤记忆已经被受创者整个压入潜意识之中，或包裹上与连续性记忆格格不入的包装，受创者基本上难以正确而完整地重构这个经验。Herman强调在“恢复”的过程中，“重述创伤故事”可以转变创伤的记忆，使得它可以统整到幸存者的生命故事之中。但是她同时也极度强调“安全感”与“清楚的目标”，治疗者与幸存者必须“慢慢地”、“兢兢业业地”进行揭露的工作，而且主动权是必须掌握在幸存者手中。
在电影“老大靠边站”中，克里斯托弗饰演的心理医生与劳勃狄尼洛饰演的黑帮老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却饶富意义的模式。劳勃狄尼洛因目击同为黑帮大哥的父亲被杀而不愿重述这段历史，压抑的结果以致于自己无法再举枪，因而求助于心理医生克力斯多夫。在相处的过程里面克力斯多夫一直协助他寻找问题的症结，当他发现原因后，便要劳勃狄尼洛自己说出当时的过程与感受。而当这位黑帮老大克服了这段记忆之后，性格与价值观完全改变，放弃了黑帮的生涯而重拾家庭的温暖。在剧中，“梦”是相当重要的关键，它是导引克里斯托弗思考的重要线索：不光是劳勃狄尼洛所作的梦，也包括了克里斯托弗自己在听了劳勃狄尼洛的梦之后所作的梦，这里面都充满了隐喻与图像。
个人对创伤述说的形式，有时常常是通过隐喻式(metaphor)的思考方式浮现，Ricoeur论称，“隐喻是一种修辞历程。透过这个历程，言说释放了力量，以致于某些故事得以再重新描述真实。”(Ricoeur，1977)创伤经验使得知觉性与塑像性的主要记忆模式取代了语言的记忆，因此，要使受创者透露出潜意识中的记忆，而将之形诸语言（这是Herman相当坚持的），可能就必须采取与图像性的表达模式并由受创者自己加以赋义了。
三、艺术治疗的基本理论——以美术治疗为例
“艺术治疗”作为一个被独立讨论的医疗方法，大概是最近这个世纪的事情。Prinzhorn（1922）认为精神病患自发的美术作品说明了人人皆有其创作欲望，所以他相信患者的美术是一种自然疗法，可有效地矫正精神分裂的崩溃与疏离感。当灵魂失落的时候，美术便会自发地给予协助；当灵魂沮丧、孤立、发狂及异常烦乱时，美术的形象便会显现。灵魂中的“本能真我”便是具有自我医治的驱力与能力！
虽然“艺术治疗”概念在廿世纪才被提出，但是以“艺术”作为医疗手段的历史，却可溯源至最早期的“萨满教”的“巫医”传统。巫医借着作为“仪式”的艺术表现——击鼓、舞蹈动作、运用画像及物品、服饰、面具等等——来寻找被诱拐或迷失的灵魂，把灵魂还给病人。Dr.Shaun McNiff便认为“画像与美术的历程是萨满教巫医和服务的精灵，帮助人们收回失落的灵魂”。（McNiff，1999，页28）由此，我们可以嗅出“艺术治疗”本身便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格”。
让我们回到“艺术治疗”的一些基本概念上来。艺术治疗强调“想象的创作”，因为“创造力的表现是灵魂自发且无意识的努力藉以自行治疗”（McNiff，1999，页25）。艺术治疗要求“自发地”、“自由地”表现自己的艺术——这是这种治疗法的根本原理，这似乎与达达超现实主义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自发且自由的艺术作品中，将表现出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似乎有人这么说过：“许多的艺术家创作时都不是处于‘完满’的状态，甚至是处于‘病态’、‘精神分裂’的状态。”“艺术治疗”强调灵魂是“运动、历程、创造、相互作用与持续的运行”。换句话说，当灵魂失落时，便会产生“僵化”、“阻塞”、“固著作用”。因此，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继续注意着这个表现的“媒介”——继续注意声音、姿态、身体动作、感觉、环境及其它艺术形式的诸方面，就美术医疗而言，便是继续注意画像，并在其表面与细节中发现“深奥”。在绘画中，灵魂悄悄出现在作品中，它述说着自己的故事，而且相对地影响了创作者。所以不要过度思索未来的“终极形象”而疏离眼前的作品，要对当下创作的作品及其环境采取“开放”的态度。艺术乃是借着顺应灵魂的活动与微妙的心灵感应来减轻痛苦。在创作过程中，灵魂最深处的“守护神”——心灵独特的感受性，或称为“天生的表现风格”——会浮现，而在团体能量之中壮大。
在完成艺术创作之后，接下来便是作品的诠释。一般而言是采“团体的交谈冥想”——亦即团体冥想，彼此说话，并且与作品本身交谈，藉以沉思作品。“美术的历程并非合乎逻辑地分析症状以及将症状归纳为一连串合理的原因，反而是改变脚本，故事完全重讲而且再度开始，或者以美学的冥想取代强迫观念”。（McNiff，1999，页88）以美术治疗为例，透过画像，患者开始讲述其创作的故事——他们面临的障碍、他们解决或未解决的问题、意想不到的事件，讲故事等于灵魂的语言，借着说故事患者可以用更副情感的洞察力与视觉准确性来看画像。在团体中，人们轮流讲述创作历程的故事，因而增加此步骤的仪式性格，同时领导者必须让此互动仪式保持清楚、一贯且安全。而团体中的其它成员也在作画者叙述完之后开始不断地彼此回应——不过领导者必须促使回应的意见聚焦于画像以及作画者本身明确的特征上。领导者此时要照管团体、画像与环境：图画被展示、故事被叙述、团体给予回应、确定每个人都会轮到且都有一样的机会，当患者明白他将能说出其故事时，他亦会在别人叙述故事时支持他们。
在“艺术治疗”之中，更重要的不是讨论作品，而是与作品交谈，其依据是“在于承认在充满互动及多重观点的世界里，图画具有独立自主的生命”。（McNiff，1999，页151）艺术的形象从未被固定，无法以绝对的形式被描述。James Hillman提出“个人需与出现的形象合作，让该形象走向自己，而非自己走向它。而当人用想象的头脑开始和图画说话时，图画变成另一个‘他者’，而动态与无拘无束的风格便会浮现。”（Hillman，1983，pp78~79）这个过程酷似早期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法”，使“潜意识”的表达能够回避“意识”的想法，在自由且自发的表达中，以往习惯与模式的抑制将会消失——有时连说话者都感到意外。在对话中，“言词对图画发挥协助者间同伴的天使功能，……对谈不仅在说话者与倾听者之间继续，也在言词与图画之间进行，这是‘无限串连工作组’”。（Hillman，1985，pp177）当然，此种对谈需要指导与支持，因为与画像对谈不属于惯常的会话模式，而令创作者感到退缩。领导者必须鼓励创作者对画像说话并对它发问，此时“表达”被转换成倾听与回应，而其它成员也将加入此种对话之中，渐渐地，“画像”成为中心，创作者与其它成员可以与之对话并相互交谈，进而解放心灵。
这让我想到荣格的心理分析传统，这个传统一向肯定与心灵人物对话的价值。荣格遵照艺术的传统实行“活动的想象”，鼓励角色与画像表明身份、陈述己见并影响它们的沉思者。Mary Watkins研究文学中的角色自发且自动地拟人化，她认为这些自主的心灵人物在与我们接触之前便“先存在”且“有人性”。“若不容许这些角色有自主性，我只是在自我投射，使它们顺应我的面貌。”（Watkins，1983，pp23~26）对谈唤起画家对画像的存在产生移情作用。画像也可能亲切的说话，把注意力引向我们不自觉地贬抑、反个性化与解离——促使我们发掘出一些被自己埋葬的真相。
与画像的对谈是以口语的语言进行，而历程可藉由要求参与者回想其心灵对话开始，先在冥想中与自己的画像发问、对话，然后渐渐说出来。其间，作画者自己发问，同时也以图画的代言人身份作回应，此时领导人（或帮助者）则充当伙伴兼证人的角色。作画者应改变各种观点来与图画的不同面向交谈——或许是被忽略的颜色或线条，同时邀请这些部分互相说话。团体的功用便可以为对谈提供多样的观点，协助作画者进入图画的世界并全面重整其内容，而当作画者能全面叙述其内容并缀拾其脉络时，代表着他的生命整体正在不断慢慢地修复之中。当然，这可能需要数十张、甚至数百张的图画方能达成。
四、艺术治疗与创伤的恢复
“艺术治疗”在国外行之有年，而多半用于作为“心理治疗”的方法。在台湾，“艺术治疗”被运用在“临终治疗”与“创伤后心理失调”的层面上[3]。我要强调的是，艺术治疗并不同于传统精神医学与心理学根据心理病理学理论来分析艺术作品，而是“我创作、我说明、我与所创作的东西对话并聆听它”，在疗愈的过程中，作品将成为“灵魂转生”之显露而告诉我它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可能就是曾受创伤的自我所必须面对却不愿面对的那个“失落的记忆”。Judith L. Herman也承认绘画作为重建故事的重要性：
“当故事最不可承受的时刻迫近，病患会愈来愈难以使用言词来表达。有时候，病患会自动转换为非语文的表达方式，例如绘画。如果创伤记忆有‘图像性’的视觉特性，那么绘画可能是呈现这些‘无法抹灭的印象’最有效、最原始的方法。”（Herman，1995，页230）
在此，我盼望能比较Herman与McNiff所提出论点的异同，来作为论述“艺术治疗对疗愈创伤之可行性”的基础。
（一）“艺术治疗”与“创伤恢复”之相同点
1.都需要诉诸语言——强调“说故事”之必要性
如我之前所言，Herman坚持必须要以语言的形式使受创者透露出潜意识中的记忆。Susan Brison也认为人有三个自我：“灵肉合一的自我”（The Embodied Self）、“故事性的自我”（The Narrative Self）、以及“自主性的自我”（The Autonomous Self）。在“故事性的自我”中，人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故事，过去的经验加上现在的环境，使人得以对未来产生期盼。但是创伤打断了其中的过程，使得时间中断了，人的整合出现了问题，以致于无法盼望，因此必须重新以语言述说故事，重建自己的历史。“重述创伤故事”可以转变创伤的记忆，当故事重新被述说时，等于被重新赋义了，它变成了一个“新故事”重述的故事与原先的经历相比，就好像“迦南地”与“埃及”一般。而“艺术治疗”同样也强调说故事——创作历程的故事、图画本身的故事，甚至要求与图画对谈。这代表了两者都必须诉诸语言，而且强调“诗意的”、“隐喻的”语言在重述故事时的必要性[4]。
当然，“艺术治疗”所说的故事与重述创伤故事还是有所不同。前者常具有虚构杜撰的成分，而后者则是回忆过去经验；前者是为提供材料、赐予灵感，而后者则同时必须解答受创者的价值困惑与道德困境。
2.具有“图像”的性格
艺术治疗本身具有“图像”的性格是无庸置疑的，而在一般转换创伤回忆的方法——无论是“洪水法（flooding）”或“见证法”，也都隐含有“图像”的成分。在“洪水法”中，病患与治疗者所准备的描述创伤状况包含“背景”、“事实”、“情感”与“意义”四元素的书面“脚本”——往往不只一个“脚本”——就等于是“图像”一般，在朗诵脚本的过程中，呈现在病患脑中的，是一幕幕鲜明的记忆；而“见证法”则是病患将片段的回忆插入连贯的证言之中——这往往需要十到十二次的会诊才可能完成，代表需要数十次的尝试，才能将难解的拼图拼凑起来一般。在转换创伤回忆的过程中，首先将轮廓排出来，接着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检视新讯息碎片与整体的关系，当某些原来“固着”的片段突然凑在一块、图画的一部份变得清楚时，生命的记忆便又完全整合而开始重新流动了。
3.都在追寻那在潜意识中“失落的片段”
无论是艺术治疗或是一般创伤复原的方法，都要求能寻获那被压抑制潜意识中的那“失落的片段”。Herman喜欢用“揭露”、“唤起记忆”来说明复原的重要工作，这就好像在一间充满尘埃的房间中寻找一部连续剧中遗失的某一张底片；或是好像在满桌散乱的胶片中，重新找到其次序并加以编码。这在McNiff的书中一样看得出来，他强调艺术作品就是灵魂的再现，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守护神”，这种情形在创作者与创作品对话时尤其明显。就如同我之前所说的，在对话的过程中，画像也可能亲切的说话，把注意力引向我们不自觉地贬抑、反个性化与解离——促使我们发掘出一些被自己埋葬的真相。他认为“痛苦及难堪的经验通常是美术治疗的基本成分，美术治疗把刺激物、焦虑及哀伤转化成肯定生命的作品，藉此使受苦者平静下来”。（McNiff，1999，页163）一般的理智思维是难以探触意识之外的部分，反而以“感受”、“情感地倾吐”更能有效地展现那有意压抑的记忆。
4.都需要安全的环境与团体之支持——具有“仪式”的性格
“艺术治疗”与“创伤恢复”的一个重要相同特色，是两者都强调“安全的互动模式”，这代表两者都需要“安全的环境”与“团体的互动”。在艺术治疗的过程中，一般都是采取“团体冥想”，McNiff论及他的美术治疗工作通常是在团体工作是中进行。在团体中，每个人都画图并轮流讲述创作的故事，都同样与自己以及他人的图像对话并彼此交谈，这些相同的动作增强这个步骤的“仪式性格”。在这个治疗小组之中，领导人必须充当整个历程的指导者与保护者，确保这个环境能给成员们自由，同时注意过程中时间节奏的掌握、成员的敏感性、回应内容的准确性与真诚度。[5]
而在创伤治疗的一般性复原进程中，第一步骤就是建立幸存者的安全感（Herman，1995）——或是“安定”（贾内，1889；普南，1989）、“信任”（史柯费尔，1985）。因为安全感若不足，其它的治疗工作就不会成功。因此治疗者必须先让幸存者恢复其生理规律，然后再建立其安全的庇护所。同时在病患发展了自我关怀能力后，可以进入到“幸存者团体”之中。在具有类似经验成员所组成的团体中，可以使幸存者觉得其社会联系恢复了，同时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而在团体中发展出凝聚力和亲密性时，便开始了“模仿过程”而产生“适应性螺旋”（adaptive spiral）——幸存者对别人所付出的同情与爱，会互动地回馈到自己身上。同时团体也可赋予集体的权力。Herman基本上相当肯定团体的功能，甚至连在建立安全感的阶段都认为可以建立所谓“安全感团体”。（Herman，1995，页284～287）而在团体中，常会发展出分享个人哀悼的一种“庄重仪式”或纪念物，这种情形常能在“创伤经验团体”中产生。[6]在这团体中，所有人可能会形成某种共同的动作或行为程序——例如签署文件、说出自我证言或一同祷告——作为统整终结的工作。这种高度结构、正式和仪式化的投射工作，都可在许多创伤团体中见到。
（二）“艺术治疗”作为“创伤恢复”之优越性
探索了这么多，到底“艺术治疗”作为“创伤恢复”的方法是否真的具有其优越性？我将从一般“创伤恢复”的方法中有所碍难的部分，来探讨“艺术治疗”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在让创伤者复原的一般疗愈过程中，首要的便是建立安全感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的工作却是艰辛和严苛的，而其中主要的症结之一，便在于创伤者对于治疗者的不信任，或是治疗者缺乏时间或耐性完整评估病患现有的状况。在这时，“艺术治疗”可以在创伤者与治疗者之间加入“媒介”——受创者的作品，这将使得受创者更早解除对治疗者的武装。同时，由于创伤剥夺了受害者的权力和控制感，而对自己作品的“创造力”与“支配”将可以有效地程度上恢复受害者的自信与权力，这是建立安全感很重要的原则。当然，建立安全的环境仍是需要的，然而安全的基础并不在于加害者的保证上，而在于受害者自我保护的认知上，而这样的认知在于他察觉到自己仍有自我控制、自我选择的权力与自由。换句话说，对于自由意识的培养是重建安全感中紧要的工作，“艺术创作与对话”恰能有助于自由意识的培养。
其次，在重建创伤故事中，有时即使在仔细而艰辛地诱发转变的意识状态并加以探索之后，故事中失忆的鸿沟依然存在，Herman因此认为此时可以明智地使用催眠治疗、密集团体治疗、心理剧、或如“钠阿密妥盐”药剂等方法。（Herman，1995，页241～242）这些方法不外是想让病患更加放松，从而诱发其揭露自我潜意识。而“艺术治疗”基本上认同“重述”是使个体重构整编自我的生活经验，打造自我新意义的创伤转化之道。但是艺术由于其间接传递信息的特色使得它可以越过“理智与情感的阻碍”而进入到人的内心重新去面对当时的景况，而且相对于文字而言，由于语言文字的使用者与接受者都具有其基本的意识型态，难以在交谈中形成一个“理想的沟通情境”而造成误会；艺术的“譬喻”特性可以绕过理智的阻碍而憾动人的心灵深处对真理的渴望。因此，一方面艺术的创作与欣赏的确可以有效抚慰或放松患者；一方面艺术所代表的譬喻语言可以藉由心灵经验——来自于其它经验的分析与重构——的比拟、再经验，更新活化我们的经验面向，注入经验新意义。
创伤恢复的第三阶段典型象征是“与自己和解”并“找回自己”。当在安全感的环境中，获得团体的支持，并重述其创伤故事而从中体会新意义之后，创伤者必须积极运用想象力、幻想的能力以再造一个理想的自我。因着创伤，受创者的幻想生活受到创伤的支配，其想象力也受到无助感和徒然所限制；而今要他们重拾其想象力，一开始可能会抗拒，而接下去可能又会沉溺在幻想之中而无法自律。因此，“想象力的重建”以及“自律的适当加入”成为另一个问题。而“艺术治疗”的整个过程之中，无论是艺术创作、叙述创作故事以及与作品对话，无不是在使用想象力。在作品中，作画者灵魂悄悄地出现；在叙述故事中，作品与环境相互连结；在对谈中，作画者与自己的灵魂面对面地彼此沟通。而这些，若没有想象力则完全无法成功。而事实上，没有比艺术更能激发想象力的媒介。同时，要形成一个艺术作品必须有次序地运用艺术材料，在叙述故事时必须倾听与接纳别人的回应，在对话时必须学着尊重作品，这些都是自律能力最好的养成。当作画者与作品中的“真我”对谈时，便是一种“和解”的历程——越深入了解作品，就越深入了解自己；越能接受作品，就代表渐渐地找回了自己。
当然，“艺术治疗”作为创伤恢复的方法亦有其限制。首先，艺术治疗师可能必须同时受过程度上专业的艺术训练以及心理治疗训练。他们可能必须娴熟基本的艺术表现技巧与谘商原则，而这对一个人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较为可能的方式是“团队医疗”模式，亦即将艺术医疗放入创伤医疗的体系之中——当然，这仍要克服传统精神医学对于艺术治疗的不理解与基础理论差异的沟通。其次，就算是艺术治疗也是必须加入“语言”的媒介，而这就多了一层中介。相较于直接以语言陈述自己的创伤故事，对于艺术符号的认知就多了一层“解读”的程序——这也许会使作品本身更具多样性而导引出创作者忽略了的意象；也可能因为解读错误而造成患者新的症状与困扰。就算是创作者自己的陈述，对于艺术符号模拟两可的认知也会增加治疗成效上的不确定性。
四、结论
前阵子阅读了David A. Seamands牧师所写的《伤愈》（Healing for Damaged Emotions）一书，里面也提到了“自我画像”概念，人们从生活中其它人的反应中看到自己，别人不正确的看法也许会扭曲自己对自我的认识，所以重建“自我画像”是自我疗愈的重要步骤。（Seamands，王环苓，1988）这意味著作为宗教上的“记忆治疗”[7]与“艺术治疗”可能也有相通之处：“媒介”、“宗教性仪式”、“记忆的图像”、“想象”（Sanford，1976）等等。不过这可能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我之所以对于艺术治疗产生兴趣，一方面是自小学习音乐，感受到当沮丧时音乐对我的抚慰功能，而且有时候藉由无意识的抒发与创作可以让我对事物产生某些新想法。这种体验在我于1999年参加在花莲慈济医院所举行的“临终艺术治疗研讨会”时，借着吕素贞女士的说明得到了某些证实，她定义“艺术治疗”（Art Therapy）有两个层次：一是“art as therapy”——主要的治疗历程是在于创作的过程中，当一个人在完全投入创作时，会自然产生一种身心灵的统整作用，从而得到升华；另一个是“art psychotherapy”——艺术创作的治疗性除了创作过程之外，更在于对作品的诠释与探讨，作品是从潜意识流露出来的象征性符号，必须透过语言的表白与诠释才能解读，从而得到察觉、领悟与治疗。
这是个粗浅的探索，在创伤疗愈与艺术治疗的领域中我都是个新入门者，但是直觉上却认为两者应有结合之处，而且必能发展出具有真正效用的医疗方法。相信这应该可作为自己继续努力的方向吧。
注释：
[1] 《创伤与恢复（Trauma and Recovery）》中文版是由杨大和译，1995年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艺术治疗（Art as Medicine）》中文版是由许逻湾译，1999年由新路出版社出版。在本文中，当引用到此两本书时，我所使用的都是中文版的出版年与页码。
[2] Judith Lewis Herman认为创伤经验之所以汇聚即在某个特殊的景象，或许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产生的。“当大量的肾上腺素和其它因应压力的贺尔蒙在体内循环时，记忆的痕迹是深烙的”。她又举精神学家Bessel van der Kolk的研究，认为在创伤经验时，“交感神经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语言的记忆是不活跃的，而中枢神经系统会回复到我们早期生命中知觉性与塑像性的主要记忆模式”。见《创伤与恢复》，页55。
[3]我曾在1999年12月4日参加在花莲慈济医院所举行的“临终艺术治疗研讨会”。会中主讲人吕素贞女士曾提到在台湾艺术治疗已普遍运用在“安宁疗护”中；至于在“创伤后心理失调”的运用，主要是从“921震灾”后才真正开始，尚未普遍。
[4]“故事”在疗愈过程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本身便具有“隐喻”的性格。而透过这个历程，言说释放了力量，以致于某些故事得以再重新描述真实。“隐喻”同时具有知识创造的功能，而且可以收敛我们思考。隐喻式的象征意义，或许就在于使我们重新记得那些曾经存在的、被遗忘的生活世界。因之，隐喻之所以具有意义，在于它可以藉由其它经验的比拟、再经验，更新活化我们的经验面向，注入经验新意义。
[5]McNiff强调在小组中，当别人在展示作品并述说心灵故事时，他们绝不与团体、别人或领导者讨论自己的问题，不提出该画者曾过令他烦恼的事情，不发问如何在别的情境中运用此技巧，不质疑此方法的价值，不提议画者可以改善图画的方法。见《艺术治疗》，页149。
[6]所谓“安全感团体”与“创伤经验团体”的主要不同处在于前者较为弹性与开放，是属于高度认知性与教育性的，而非探索性的。在此团体中，成员可以公开交换创伤讯息、分享自我照顾与自我保护的策略，此时并不需要强烈凝聚力，成员对参与聚会并无强制性义务；而“创伤经验团体”则有严格的界线，因为这是属于哀悼记忆的阶段，所以成员们很快会依附于他人，倚赖其它成员的出现。此团体有时间限制并固定成员，成员对每次聚会都有计画，任何成员的离开、甚或短暂的缺席都会对团体产生高度的破坏性。详见《创伤与恢复》，页284～290。
[7]“记忆治疗”就我所知是流行于基督宗教教牧谘商的一个心灵治疗法。基本上，是找寻在生命中的痛苦或创伤记忆，藉助圣灵的帮助与信仰的力量——诚实地交托、祷告、重新决志等等仪式——来重建记忆并得到医治。我所阅读过的相关资料有Ted Dobson所著 How to Pray for Spiritual Growth, Paulist,N.Y., 1982；还有Barbara Shlemon所写的Healing the Hidden Self,Ave Maria, Notre Dame, 1982.而中文资料则可见David A.Seamands着，王环苓译，《伤愈》（Healing for Damaged Emotions），（台北：中国学园传道会，1988）；以及Dennis Linn ＆ Matthew Linn合着，方林伟译，《记忆治疗——心灵治疗的祷告》（Healing of Memories），（香港：基道，1998），另外王敬弘神父所著《心灵的治愈》，（台北：光启，1980）也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