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伤、暴力以及治疗(上)
默瑞·斯丹
这是澳门第七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中,有这么一个演讲,它深深的感动着我并深受启发,无论是我的个人成长,以及专业应用的发展上都带来意义深远的思考,特与您共享!希望您能在这份演讲稿的阅读中有所获益!
【默瑞•斯丹】瑞士心理分析师
瑞士分析心理学会国际学校校长，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在他担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名誉秘书长时（1994），他与时任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的Tom Kirsch，以及Jean Kirsch和Jan Stein等访问中国，开启了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在中国的正式发展。
默瑞•斯丹的著作丰富，包括Jung’s Treatment ofChristianity、Jung’s Map ofthe Soul、In Midlife、Transformation、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等，大部分都有中文翻译，其中Jung’s Map of the Soul（中译为《荣格的心灵地图》），一直是华文世界研读荣格心理学重要的入门书籍之一。
文化创伤有很多形式—就像大自然的灾难有地震、水灾和干旱，或像人为恐怖事件有战争、恐怖攻击和金融崩溃。没有哪一段历史不带有文化创伤，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幸免。所以，我们无一例外都是文化创伤的受害者，尽管某些人的受害程度更为严重。要发现文化创伤和它的影响，我们无需舍近求远。问题是：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能否成为文化创伤受伤的疗愈者？
什么是文化创伤受伤的疗愈者？他看起来是怎样的？让我从一个大家熟悉的、卫礼贤告诉荣格的故事开始说起，这就是祈雨者的故事。我们可以由此看到文化创伤疗愈者的做法。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在卫礼贤住的地方出现了很严重的干旱，好几个月连一滴雨都没下，眼看就快有大灾难了。天主教徒向圣灵祈福，新教徒祷告，中国人烧香鸣枪想吓走干旱之魔，但都没有结果。终于中国人说，我们去把祈雨者找来。从另一个省份来了一位干巴巴的老人。他唯一要求的，只是在某处给他一座安静的小房子，然后把自己锁在里面三天。到了第四天，天空聚起了乌云，然后下了场很大的暴风雪。没有人想到在那个时间竟会下雪，而且是很不寻常的下雪量，关于这个伟大的祈雨者，整个小镇充满了各种谣言，于是卫礼贤就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像个真正的欧洲人那样，卫礼贤说：“他们称您是祈雨者，您能告诉我是怎么让天下雪的吗？”这个小个子中国人说：“我没有让天下雪，这事和我无关。”“但是您过去这三天都做了什么呢？”“哦，这个我可以说明，我来自一个凡事都有秩序的地方，而在这里事情都脱序了，他们没有按照上天安排的应有的秩序运作，所以整个村庄都不符合道，而我身处一个失序的地方，也不在一个事情原本自然该有的秩序里，所以我必须等上三天，直到我重新回到道中，雨自然就来了”。(jung,1997,p333)
当我们这些想成为治疗师的人，面对巨大的、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文化创伤，我们自然会感到震撼和无助。这远超过我们主要使用的面对个人或小团体的治疗方式。我们无法在一个巨大的集体水准上去解决这个大问题。所以我们能怎么做？当然我们可以治疗单一个体，一次一个，或者一次与5-6人的团体工作。但我们怎么面对大规模的文化创伤呢？我相信祈雨者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它教导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一个人要从把自己放入道中开始。用心理学的术语，我们会说：一个人从重回自我-自性轴，把自己放入和谐之中开始。这可能会对文化总体或在文化环境中产生一种共时性的效果。这至少是文化创伤治疗的一个开始。
Donaid Kalshed 的书对荣格学派理解儿童期创伤和治疗有很重要的影响。他强调当孩子受到创伤，心灵会以原始防御应对，以保护孩子的自性，他的灵性中心。这些防御方式会持续到成人生活，而且常会制造出严重的人际和心灵内部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如此无意识而且极端，甚至暴力。事实上，它们可以变得像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样去反过来攻击心灵。如果创伤产生在成人阶段，也会产生同样结果，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很多从海外战争中返乡的军人一样。
Thomas Singer 和他的同事把这个模型运用在文化创伤上。当创伤是在集体层面产生影响的时候，在大规模的团体中会表现出同样的心灵反应：原始防御会涌现去保护团体自身，它的集体灵魂、文化遗产和完整性。一种文化病理性的自我防御，使文化无法以一种健康的方式运作，文化中的成员则世代受苦于其中。在Grazina Gudaite 和我共同编辑的论文集《面对文化创伤：荣格心理学派理解及治愈的方式》，文化创伤影响不同世代的主题被17个来自世界各地、代表12种不同文化的作者讨论过。
就像祈雨者所说：当他来到一个不安定的地方，他也变得不安定。如果想成为疗愈者的人本身也受过伤、而且从内心知道问题所在，这种情况同样也会发生。对抗集体创伤的文化防御模式对任何进到该地区的人都有传染效应，但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它的意义或者可以运用它。这是受伤的疗愈者的功能。受伤的疗愈者可以运用我们在荣格心理学中所说的共振式反移情。荣格也曾注意这种效应发生在自己身上；当他进入德国，在这个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而受创伤的国家，他能够从自己内在的体验中读出危险。
文化创伤疗愈者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让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个地区的病症所影响。这会成为了解问题和寻找治疗方式的基础。然后疗愈者治愈他自己，就像我们看到的祈雨者那样，从而对这个地区带来良性的效应。我们可以称此为“无声的治疗”，我曾在别处说过它是一种萨满式的反移情。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个文化受到创伤，原始的防御会强烈聚合在集体水准，这导致了各种想去补救和恢复早期文化完整性感受的尝试，我们也能从祈雨者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宗教补救措施\游行\仪式性行动等)，对人为的不公不义给与惩罚，为遭遇天灾的受害者进行恢复和重建。然而这些都不够，因为他们没有处理因严重文化创伤引起的更深层的心理问题，也就是文化水准上破碎的自我-自性轴。传统上我们会说，文化已经远离了道或远离上帝的恩典，亦即不合天意，这必须要被恢复，而这也就是文化疗愈者的任务，一个文化的、灵性的任务。
这里有一个陷阱，就是可能会像Kalshed所描述的那样，陷入其中并支持自性所建立的防御。这样的方法并不能治愈，反而会使问题更加严重。错误的共情比共情无效更糟，它是有害的。我所说的错误的共情，是指和受害者的防御应对方式结盟—指责、报复、变得愤怒或抑郁、抨击、退缩。所以这些都不能有效治愈创伤造成的心灵伤口。文化疗愈者必须有另一个视角和不同的方法。疗愈者透过进入内在去寻求恢复自我-自性轴。
这是祈雨者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是退缩，而是从另一个水准上去参与问题。这个方法从向内开始，而不是向外。当然，我们在尝试文化治疗时仍然需要向外的行动，但要晚一点。
我对文化疗愈者和政治领袖有明确的区别，他们在一个文化中有不同的功能。政治领袖必须在一个外倾的水准上组织出集体对问题的回应，和委员会、人民代表、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合作，包括军队。其危险之处在于，政治领袖会被集体心灵的原始防御所引导，并在整个社会、甚至全球这样更广泛的水准上付诸行动，就像我们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所见到的那样。这些行动并不会解决创伤所带来的深层的心灵问题，尽管通过减轻报复和以牙还牙的需求在表面上暂时得以缓解。然而，政治议程经常成为对创伤原始防御反应的一部分，结果反而使情况更糟。一个有智慧的政治领袖身边会有一个受过伤的文化疗愈者，指导其在文化经受创伤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里有一个内倾的面向需要去处理。疗愈文化创伤的更深层工作是在集体水准上恢复自我-自性轴，而不是以采取外倾的行为和活动为主。文化的中心必须被再次定义，文化意义上的信任必须重新被建立，并且将命运扎根于深厚的历史上。这首先就需要包容和回归中心，否则暴力将占上风，不论是朝向外界的暴力或是朝向文化自身的暴力。
暴力是受伤的人、动物或政治体的防御反应。有时它会朝向外部，有时朝向内部，有时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受过伤的文化中看到这种原始防御能力运作。一战后的德国、大革命后的苏联、9/11后的美国等等。暴力向外对抗外敌，向内则对付那些被视为内部破坏者的人。报复性的暴力事件还会产生自我厌恶和歇斯底里的内疚反应。John Beebe在2003年编辑的论文集《恐惧、暴力和毁灭的冲动：从分析心理学的观点》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很具启发性的探讨。
祈雨者治疗文化创伤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它对内或对外都不屈从于暴力。它从一个内在被抱持的空间开始。
荣格心理分析师能成为祈雨者吗？据我所知，没有其他的心理学有更好的理论了。而这一理论无论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或是大讲座中都可以通用。
在更为外倾的方面，创伤心理治疗师会花时间仔细聆听，并在治疗关系这一容器中和来访者一起处理有关创伤性事件的故事。所有学派的创伤学者都是这样做的。研究显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让来访者得以倾诉，或找到其他方式去象征化地表现(例如使用沙盘)有关创伤性事件的故事,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疗愈.申荷永和高岚动人的描述了他们在中国地震受害者群体中开展的工作,并将与创伤受害者(大多数为孤儿)建立的心理治疗关系这一容器比喻为“心灵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