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亚历山大：群体的灾难意识构成文化创伤
作者 早报记者 肖婷 发表于2011-07-13
早报专访 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
“创伤变为一种象征将人们连结起来，最后形成集体身份认同。这就需要知识分子、艺术家、说书人、社会活动家去讲述一个可能的故事，让人们相信这是一种有力的、符号化的再现。”
——亚历山大
对于创伤，人们通常停留于感性的体验。震慑世界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高潮已过去数月，但其后续影响仍将长期存在。这种创伤感可以各种方式潜入意识深处……按照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为文化创伤给出的定义，“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杰弗里·亚历山大，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今美国社会学界重要的结构功能论者。其论著有《社会学的理论逻辑》、《行动及其环境》、《新功能主义及其后》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七年前，他一篇《迈向文化理论》奠定了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创伤理论基础，该理论已受到一些国内学者的关注，逐渐被应用于历史研究，比如“反右”。最近杰弗里·亚历山大来到上海参与学术论坛与演讲，谈及这一理论的应用与价值。
东方早报：以最近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为例，关于这一事件的叙事可能会对日本民族产生怎样的影响？
亚历山大：我认为对这一事件会长久存在争论。造成这场灾难的源头是核能？还是无能或不道德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这三种灾难来源，对应着三种不同的创伤，不同的理解。有的日本人在经历这次事件后认为，他们的民主还不充分，仍然有太多秘密、太多一党专政、政治家受贿等情况。也有人从环境的角度认为，日本不应该用核能。
东方早报：你对文化创伤的界定中所说的“可怕事件”是个人和群体共同感受到的，也就意味着它必须是重大事件？
亚历山大：不一定，也可能是很细微的事件。尽管是集体的感受，但它也可能来自一种想象。比如“女性被强暴”在近三十年来已经成为女性的公共创伤，引发社会运动、小说创作以及讨论。因此对于女性而言，强暴已经成为她们的集体创伤，可事实上她们中大部分人并未亲身经历过。
东方早报：将个人创伤转化为集体创伤是一项文化工作，价值何在？
亚历山大：这意味着创伤变为一种象征将人们连结起来，最后形成集体身份认同。这就需要知识分子、艺术家、说书人、社会活动家去讲述一个可能的故事，让人们相信这是一种有力的、符号化的再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家庭运动中，家庭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苦难来自于男性的压制，因此需要发起运动来推开男性。
东方早报：在集体身份认同中，建构者为什么会选择集体的创伤而不是成就？
亚历山大：对于光荣的叙事通常与受压迫的记忆有关，并作为后者的一种答案。大部分国家和民族都有同样的叙事，他们过去曾被压迫，现在却变得很强大。一个人可能既感到经历过集体创伤，但仍然觉得他的集体很强大，因为这个集体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因此克服了创伤。这是与创伤有关的积极叙事，而非悲剧叙事。比如美国的很多黑人、犹太群体对自己都有着积极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