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C. Alexander(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志弘 译

[本文为Jeffrey C. Alexander 编辑《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一书导论，该书预定于2004 年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ISBN:

0520235959）。]

当某个集体的成员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未来的认同，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我们在这里发展的文化创伤概念，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也阐明了一个浮现中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领域。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他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吗？当寻思实情可能确实如此，社会便扩大了「我们」的范围。同理，社会群体可以（经常如此）拒绝承认他人创伤的存在，而且因为这种失败，而无法臻于道德立场。藉由否认他人苦难的现实，他们不仅推卸了自身对他人苦难的责任，还经常将自己苦难的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换言之，拒绝加入我稍后会描述的创伤制作过程，社会群体便局限了团结的范围，让他人独自受苦。

日常语言与反身性

这个新理论概念的众多好处之一，在于它深深卷入了日常生活。整个廿世纪里，首先起于西方社会，而后迅速遍及整个世界，人们都不断谈到，由于某段经验、某个事件、某次暴力或骚扰的行径，或仅仅是遭遇到突然或出乎意料的，有时甚至没有特别恶意的社会转变和变迁经验，就蒙受了创伤（traumatized）。［1］人们也不断运用创伤的语汇，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只是自己的事情，还涉及他们所从属的集体。我们经常提到，某个组织在领导者离开或过世时，某个统治政权崩溃时，组织苦于意外的命运逆转时，就蒙受了创伤。行动者在个人或集体环境突然以出乎意料且不受欢迎的方式转变时，宣称自己蒙受了创伤。

换言之，我们从日常语言里知道，这是有广泛经验，而且凭直观可以了解的东西。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土壤，让每个社会科学概念获得了滋养。秘诀在于获得反身性（reflexivity），脱离寻常经验下的意义，转向陌生的意义，让我们得以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

本书的作者群企图加以理解的，就是这种建构。在让创伤变得陌生的这项任务里，创伤镶对于日常生活和语言的状态，原本对于提供初步的直观理解非常重要，现在却成了有待克服的挑战。事实上，我们确信，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创伤的研究，实际上因为来自日常生活的强大常识性认识而遭到了扭曲。其实，或许可以说，这些常识性的认识构成了一种「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相对于此，我们必须建立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

 

常民创伤理论

根据常民理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件，损害了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幸福感受。换句话说，损害的力量——「创伤」——被认定来自事件本身。对于这种损害事件的反应——「蒙受创伤」——在感觉和想法上，被认为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回应。根据常民观点，创伤经验发生于造成创伤的事件与人性互动之际。人类需要安全、秩序、爱和连结。如果有事情剧烈破坏了这些需求，那么根据常民理论，人们无疑尌会因此蒙受创伤。［2］

启蒙思维

常民创伤理论有「启蒙」（enlightenment）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这两个版本。启蒙的理解指出创伤是对于剧烈变化的理性响应，无论那是个人或社会层次的变化。行动者清楚觉察到引发创伤的物体或事件；他们的反应很清晰；这些反应的效果是解决问题且有所进展的。当坏事降临到好人身上，他们会很震惊、愤怒、愤慨难帄。从启蒙的视角看，非常明显，甚至寻常无奇的是：政治丑闻是愤慨的原因；经济萧条是绝望的原因；自然环境的灾难导致恐慌；人身攻击引发强烈焦虑；技术灾难引起对风险的关切，甚至是惊慌。对于这类创伤的反应，则是致力扭转造成创伤的环境。对于过去的记忆，引导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人们会发展出行动方案，个人和集体环境将会重构，最后，创伤的感觉会帄息消退。

常民创伤理论的启蒙版本有个最近的范例，出现于阿瑟〃尼尔（Arthur Neal）撰写的《国族创伤与集体记忆》（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尼尔在解释集体是否蒙受创伤时，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他主张，国族创伤的产生，源于「对于火山——犹如撼动社会世界根基的事件——的个人和集体反应」［3］。一个事件之所以会损伤集体，乃因为它是个「非比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拥有「爆发性的特质」，造成了「断裂」和「短时期里的…剧烈变化」［4］ （p. 3, 9-10）。

这些客观的经验特质「掌握了人口里所有主要次群体的关注」，引发了情感反应和公众关切，因为有理性的人不可能会有其它反应方式［5］。「忘却或忽视创伤经验，不是个合理的选项」，「抱持温和怠慢的态度」或「犬儒般的冷漠」也不合理。［6］正因为行动者合乎理性，创伤事件典型上才会导向进步：「发生破坏性事件的这个事实」，意味了「出现了创新和变迁的新机会」［7］。换言之，几乎毫不意外的，「内战、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结果，导致了〔美国〕国族的恒久变迁」［8］。

即使有稍后我所谓的创伤启蒙认识观的自然主义局限，尼尔研究取向的独特重要性，在于它强调集体而非个人，这种强调让它不同于后文要讨论的偏向个人的精神分析取向。尼尔集中讨论造成国族而非个人认同创伤的事件，承继了凯依〃艾瑞克森（Kai Erikson）在他影响深远的书《凡事按部尌班》（Everything inIts Path）里发展出来的开创性社会学模型。虽然这部扣人弖弦，描述一个阿帕拉契小社区遭受洪泛灾难后果的书，同样受限于自然主义视角，依然是建立了我们于本书所采取的独特社会学取向的奠基之作。艾瑞克森的理论创新，在于形成了集体与个人创伤差异的概念。在下引段落里，对于集体浮现特质的关注，以及思索这种集体创伤时的自然主义，都清晰可见。

所谓的个人创伤，我是指对于心理的， 了个人的防卫，…。另一方面，我所谓的集体创伤，指的是对于社会基本纹理的， 了将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纽结，破坏了普遍的共同感受。集体创伤缓慢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潜入了为其所苦者的意识里。所以不具有通常与「创伤」连在一起的突发性质。，逐渐了解到社群有效的支持来源，…。「我们」不再是广大的共同体里有所连结的组合，或是有所关联的细胞。［9］

史美舍（Smelser）在后文第二章提到，常民创伤理论在尝试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许多军人的「炮击震撼」时，同时进入了日常语言和学术讨论，随后在廿世纪的其它战事里，逐渐扩大和阐述。当葛连〃艾尔德（Glen Elder）创造了「生命周期分析」（life course analysis）来追溯廿世纪里这些及其它激烈变动的社会事件对于个人认同的科伙效果（cohort effects）时，他和学生采用了类似的启蒙创伤模式。［10］类似的认识也长期影响了其它学科的研究取向，例如有庞大的历史研究，探讨法国大革命的「创伤」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深远影响。

常民启蒙视角的成分也支持了当代有关大屠杀的思考，以及对于其它廿世纪大规模谋杀事件的反应，显见于艾尔曼（Eyerman）和我本人分别在后陎章节里所讨论的「进步叙事」。这种实在论思考依然弥漫于日常生活和学术思想。然而，它逐渐要透过精神分析视角的过滤，后者已经成为当代俗民常识和学术思考的核心。这种取向在外部的损害性事件和行动者的内在创伤反应之间，安放了无意识情感恐惧和扭曲认知的弖理防卫机制模型。根据这种常民理论的学院版说法，当坏事降临好人身上，他们会非常惊骇，以至于实际上将创伤经验本身压抑下来。造成创伤的事件在行动者的想象和记忆里被扭曲，而非直接得到认知和理性的认识。正确从事责任归属的努力，以及发展改善响应的进步努力，都因为移置（displacement）而破坏了。这种由精神分析中介的视角，还是维持了创伤事件的自然主义取向，但是针对人类有意识予以感知的能力，提出了比较复杂的认识。经验的真相有所察知，但只是在无意识层陎。实际上，真相潜伏地底，正确的记忆和责任行动都是牺牲品。于是，创伤的感觉和感知，不仅来自起源事件，还来自加以压抑的焦虑。创伤的解决不仅是恢复世界的正确秩序，还在于整颁自我的内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