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无可避免地要经验到创伤,历史是用血泪所写出来。
——ven der K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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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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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  11:14:48

 徐 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二、历史事件的创伤记忆是如何构建的?

    把“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看成是“灾难”或“创伤”,乃是基于它们对个人和社会群体造成了伤害。那么,这种创伤记忆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呢?亚历山大为“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模式提供了一个讨论框架。我把他的分析模式简化为三个方面:一,灾难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灾难的话语样式。在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时,我会把“反右”记忆和“文革”记忆作一些比较,以揭示灾难记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并期待有更深入系统的讨论。

    1、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和受众之关系

    对个体造成伤害的历史事件未必令受影响的人都产生创伤性记忆。“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只有当事件被“再现”或“叙述”为一种创伤时,只有当它被构建为一种“灾难”时,它才会获得这样的意义。在构建历史灾难时,需要有人说出那个事件的经过,而且指出那是“坏事”、“灾难”。这样的人就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承载群体”,他们或是直接受害者当中的幸存者,或是受害者的同情者。[6]

    在灾难的叙述中,承载群体起着能动的作用。他们不只是讲述事件经过,陈述事件成因,而且还对事件做出对错判断。这种对错判断中必然包含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不容违背的道德戒律。这和单纯理解式的“成因分析”是不同的,由于“成因分析”缺乏起码的对错判断,往往从“解释”自动转变为 “辩护”。在“反右”灾难叙述中,起能动作用的“承载者”即直接受害者和同情者。他们并不是超然的道德主义者,“承载群体兼有理想和物质利益;他们位居于社会结构里的特殊地点:而且他们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承载群体可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也可能是遭贬抑和边缘化的阶级。”[7]

    语言(论说、陈述和说故事)与公共言说是灾难叙述的关键。因此,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相对自由的公共言论环境也特别重要。尽管“反右”运动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自然成为“反右”灾难叙述的公共承载者。公共承载者不仅要有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运用这种能力、辩明是非公道的强烈冲动,那就是“义愤”。苦难可以激起受害者的义愤,也可以将它侵蚀殆净。

    在构建“反右”灾难记忆的过程中,上述的承载者不一定要有直接经验,所以可以不是直接受害者。随着直接当事人和受害者年老逝去,构建“反右”灾难记忆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倚重较直接受害者年青的关心者,近年来一些极为感人的“反右”灾难叙述往往产生在他们的笔下,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告知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赵旭的《风雪夹边沟》,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等等。

    具有公共性质的创伤诉说是一种言说行为(speech act),它包含言说者、接受者(受众)和言说情境这三个因素。“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也就是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8]与“文革”灾难的记忆构建相比,“反右”灾难记忆的构建有明显的局限。首先,言说者即承载群体比较小,背景和经历也比较特殊。在当局曾长期刻意营造工农与知识分子政治对立的社会里,由于“反右”的言说者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争取广大公众同情和移情认同时会有一些困难其次,言说情境,即“言说行为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9]”,是“反右”灾难构建的另一个困难。“文革”结束后曾有过一段否定“文革”的政治宽松时期,为“文革”的灾难记忆构建提供了有利的情境条件;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这20年之间,“反右”记忆却未能有这样宽松的构建情境。“反右”创伤记忆的构建不是“后反右”现象,而是“后文革”现象。不仅如此,至今官方仍然把“反右”定调为正确和有必要的运动,尽管55万“右派”当中只有98人未得到 “平反”。现在,一些“右派分子”对彻底否定“反右”仍心有余悸。

    2、主导创伤记忆叙述的因素

    有四种关键因素主导着创伤性灾难的叙述,它们分别是苦难的性质、谁是受害者、直接受害者和一般公众的关系,以及伤害的责任归属。

    首先来看苦难的性质。“苦难”和“创伤”一样,它的意义总是处在正反构建的争夺之中,正反构建对是否存在创伤形成截然不同的论断。例如,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是像某些修正派史家所宣称的,奴隶制只是一种强制性且具有高额利润的经济生产方式?若为后者,那么奴隶制不会造成创伤痛苦;若为前者,它就牵涉到残暴且创伤性的身体支配。又如,1938年的中国南京,死于日本军人之手的平民和战俘到底有多少,这些死难是日军单方面的“屠杀”,还是中日两军交战的“猛烈对抗”呢?[10]对于“反右”记忆来说,“苦难的性质”也具有类似的模糊性。“反右”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象王绍光所言,是一种老的和新的“精英集团”的夺权斗争?若属后者,那么“反右”就与对冤屈者造成的伤害无关;若属前者,它就涉及到政治迫害和摧残身心的暴力伤害。

    其次,谁是受害者?“反右”和“文革”记忆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文革”灾难记忆一般把整个中国社会都看成是受害程度不等的受害集体,官方和民间至少在“一场浩劫”这一表述上还能保持一致,但关于“反右”受害者的说法就十分模糊。既然“反右”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这场政治运动似乎就与广大“劳动人民”无甚关联(除了有家属遭牵连的)。进一步看,55万“右派”基本上都平了反,只剩下几十个“真右派”,那么,得到了平反是否就不再是受害者了?剩下的几十个“真右派”是不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而不能算是受害者呢?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反右”的间接受害者,正是由于“反右”对不同意见、对公民言论权利的残酷压制,扫除了党内外民主派,导致整个社会噤若寒蝉,于是在随后紧跟的“大跃进”中只听到一片叫好之声,结果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三年饥荒”那场全国性灾难。再进一步分析,“反右”消灭了1949年前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力量”,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铺平了道路,“反右”实际上就是“文革”的序曲。

    再次,受害者遭受的苦难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创伤的公共记忆才能构建起来。例如,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就确认了自己的苦难性质,但她周遭的人群却认定她是“反党分子”。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林昭和其他“右派”分子的遭遇才引起人们的公开同情,许多未经历过“反右”的青年人也对林昭充满了真挚的钦佩,于是受难者与一般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认同关系。正如亚历山大所说:“典型的情况是,在创伤过程的开端,大部分受众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11]”“反右”灾难记忆和 “文革”灾难记忆的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一直到今天,许多公众还是对“反右”受害者采取“与我无关”的旁观者态度。这种差别其实就是一般公众与受害者认同的差别。

    第四,如何认识灾难的责任归属。要构建能够为一般公众接受并认同的灾难创伤记忆,必须确认谁是“加害人”。正如亚历山大所说, “谁实际上伤害了受害者?谁导致创伤?这个议题总是涉及了象征和社会的构建。[12]”确认加害人并非易事。例如,直到今天,纳粹灾难的归属仍然是一个思想界和道德舆论争议的问题:是“德国人”还是纳粹政权造成了大屠杀?其罪行仅限于“盖世太保”组织,或是整个德国军队也深涉其中?加害者是否包括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非犹太裔德国平民?只有老一辈的德国人要为此罪行负责,还是要让其后代也参与忏悔?“反右”灾难记忆和“文革”灾难记忆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现有的回答(当然还远非深入充分的回答)已显示出这两场灾难记忆方式的差异。官方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毕竟还有一个说法(“四人帮”及其爪牙),但对“反右” 则拒绝追究责任归属。是谁造成了“反右”的几十万“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任?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是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是另有其人?这场灾难究竟是偶然的“失误”,还是蓄意侵犯公民权和人权?是为“右派分子”定案的办事人“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政治制度被设计成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对“反右”的起因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毛泽东早就计划的“阳谋”,另一说法是“先无此意,后不得不为之”。[13]前一种说法包含着对最高层加害人的确认 (准确不准确是另一回事);而后一种说法是官方对“反右”的说法,它完全否定了这种确认的必要性。 

    3、灾难叙述的不同话语

    灾难记忆是用语言来构建的,其形式是叙述。在不同的社会知识和交际领域中,叙述有不同的话语形式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叙述样式。它们相互联系,有时甚至相互交叉重迭。重要的叙述话语种类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及传媒、政治和法律,甚至与人文话语甚为遥远的科学也是一种叙述话语。

    现有的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灾难之记忆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叙述话语共存和互动的实例。从二战刚结束到今天,这场大屠杀的灾难记忆之构建,从一件只与“他们”犹太人命运有关的事,变成了一件与公众(“我们”)的道德生存有关的事。大屠杀的构建提升了公众社会的普遍道德共识,对谴责类似的邪恶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这场大屠杀的灾难性质已被普遍确认,无论是持左、中、右立场的政治人物,还是公共人物或学界人物,都不能公开否认这是一场灾难,任何为纳粹辩解的企图都会受到公众的侧目或谴责。而在中国,公众在“反右”和“文革”的历史记忆上,还远没有形成象大屠杀记忆这样的共识,而对“反右”的共识比对“文革”的共识更弱。虽然为“文革”辩护的言论不时以学术讨论或个人观点的形式出现,但官方话语已经基本上否定了“文革”。可是,当局至今不承认“反右”为一场灾难,为“反右”辩护的叙述不仅出现在主流媒体和各种官僚化了的“学术专业”领域(如“政治学”、“历史学”、“公共行政学”等),而且也出现在官方话语中。这类辩护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在乎活生生的个人,这是专制型国家政治的特点,似乎只要“路线正确”、“符合历史规律”,那么用人的生命付出的代价都算不了什么。当然,这种话语的使用者通常不是受害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灾难的接连发生,许多过往的官方话语推行者(例如“反右”运动的推动者和干将),因为后来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和苦难,而改变了原先的看法,甚至向“反右”的受害人表示道歉和忏悔。周扬即为一例。

    在官方话语的“正史”之外,还有一种另类的历史话语,可称之为“真实内情”的历史。另类“反右”史当中,有的是由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士所撰写,如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有的则出自非直接经历者之手,如丁抒的《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他们都是“反右“灾难的承载人。他们的历史言说有一个重要动机,那就是还历史真实和完整的原来面目。在尽量揭示历史原始材料这一点上,“另类历史”对“正统历史”在重要历史细节上的语焉不详和闪烁其辞形成了挑战,因此给读者一种真实和值得信任的感觉。

    例如,有人对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回应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是亲历者。对于那场运动的专横无理,对于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运动挤压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领教颇深的。不过,也有些情况我一直不甚了解。比如最高当局如何从诚意可掬地恳请各界‘帮助整风’、‘消除顾虑大胆鸣放’,骤然变脸,转为声色俱厉地‘反击右派’,把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过程一直不甚了了。又比如,当时各界头面人物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只从报上看到显然经过加工处理的片言只语,从未看到完整的发言稿。对于北京高校学生们的言论,尤其是北大学生热烈讨论国家时政(他们自称为‘五一九’运动)的种种见解,也未闻其详,因为当时的报刊对此全无报道。这几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别是读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争始末》,才有了较多的了解。当然,只要历史档案没有解密,人们对于许多内情总还是难以真正清楚的。”[14]不过,真实内情历史的受众比较有限,他们往往是对“反右”运动和官方“反右”史实本身有疑惑的思考者。

    还有另外一种与“真实内情”历史不尽相同的另类历史,即各种各样“回忆录”、“回忆纪念”和“口述史”,这是一种“个人叙述” 的边缘话语领域。这种个人叙述的形式是由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偶然因素形成的。例如,在美国的犹太人大屠杀灾难记忆中,就有象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1952)和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1958)这样的“幸存者叙述”(弗兰克小姐最终未能逃过纳粹的魔掌,不能算是幸存者)。和“幸存者文学”一样,中国“文革”后的“个人回忆叙述”是一种杂合性的话语形式,它既有一些历史的真实记载,又不必受制于正规历史学的严谨方法要求。它的许多细节之所以被视为 “真实可信”,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不象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那样被严格定调。它不需要为政治正确而牺牲真实回忆。这种回忆的真实可信几乎完全出于“无须说谎”的推导。

    个人回忆的不少作品可以归入灾难“见证叙述”的类别,“文革”记忆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叙述(如巫宁坤的《一滴泪》和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个人见证叙述中有历史,有故事,能取信于读者,又能打动他们的感情,是最能帮助构建“反右”和“文革”灾难的叙述形式之一。[15] 这些作品往往以文字优美、思想真诚打动读者,比单纯的真实内情历史更能打动人心、引发创伤记忆。

    最能引发普通受众“反右”创伤记忆并帮助构建这种记忆的,也许是文学和大众传媒(电视、电影),可惜有影响的作品不多。当然,一有影响,就又会遭禁。它的特点是,往往侧重写普通的“右派”或他们的家属,而不是民主党派或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文学和大众文化传媒虽然有所区别,但就灾难记忆构建而言,它们所起的共同作用都是“讲故事”。不同的讲故事形式会有受众人群大小的区别,受众越大的说故事形式对于公众性的灾难记忆构建作用越大,大众传媒的作用因此特别重要。在小说、电影、电视中,无论什么形式的故事,都必然展现具体的人物、日常活动和心理感受,故事把“灾难”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体现为社会群体的灾难。故事的情感和审美感染力帮助受众认同受害者并思考他们的受害原因。受众在故事中看到的不只是“右派分子”,而且是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在文学和电影中,这样讲述的故事之灾难性,是普通受众都能认同的,因此有可能引起政治联想,触犯现有的意识形态禁忌。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就是一个例子[16],其故事叙述的感染力不在于它追究了“反右”运动究竟是“阳谋”还是“不得已反击”,而在于它展示出,一旦“反右”运动来了,它给许多无辜者的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后果。

受众对苦难故事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艺术感染和人性感染的结合。人在感动和情感投入中会作出朴素的对错、正邪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共识是社会自我道德教育的根本条件之一,也是创伤记忆的社会意义所在。尽管目前的公众语言仍在使用“反右”和“文革”这些官方语言的词汇,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中立的或褒义的词汇,而是载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说故事”是人性化的领域,越是人性化,就越少有“反右”不是灾难的说法。“反右”灾难的故事叙述,常常会和“文革”灾难故事联为一体,象“文革”结束后的电影《牧马人》、《芙蓉镇》和90年代的《蓝风筝》都是这样的讲述方式。这样的故事讲述往往把“反右”叙述为“文革”的前史和预演,让高潮落在“文革”灾难上,将两个分属不同年代的事件之间延续成一个漫长的制度性人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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